根据这样的角度和立场，唐、牟竭力揭示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并非综合精神，而是主体精神[6](P249)。
现代新儒家围绕道德主体性的论题，形成了各自的思想系统，其中比较显著者有马一浮的六艺论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、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、唐君毅的道德自我、道德理性、心通九境等等。不过，熊氏的本体—宇宙论有其粗疏性，未能进一步达致他所追求的量、境二论之相融[9](P3-10)。
熊十力批评唯识旧师割裂心识与种子为二，由此立翕辟成变、体用不二二义，显出本心、本体之维，并通过此见体、明心之说，开启出确立道德主体性、道德形上学的大方向。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，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。心境感通的机制是：心灵的感知作用，在其与所知之境相接的第一瞬间，并不是积极地去认知境的内容，而是先消极地隐退自身，由此让所知之境的内容显出。根据其心灵九境的系统，认知活动是心与境的感通机制的直接体现。相比之下，唐君毅则没有这种曲折与法执，他恰恰是要阐发出真实的认知活动，是心灵、心性的直接顺畅的作用。
故此三境亦可称为超主客之绝对主体境。因此，在唐君毅看来，道德主体之所以确立，基于心性要求知与情意之行之感通。可见，尽管孟子并不否认汤放桀，武王伐纣的战争，还认为汤武革命并非臣弑其君，而是诛一夫，其标准是他所说的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
二、孔子儒学的高度与深度 从孔子在世的时间开始，他就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被广泛关注的中心人物，赞誉者有之，批评者有之。孔子说：夫道者，所以明德也。作为孔子私淑弟子的孟子，在坚守明王之道的同时，还将它作为批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一把利器。如胡适先生评价说：孔子生在这个‘邪说暴行的时代，要想变无道为有道，却从何处下手呢？……如今要改良社会国家，不是‘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工夫所能办到的，必须从根本上下手。
（《荀子?正论》）近年来，新出土文献资料也证实了上古时期的战乱局势，如《十大经?正乱》中说：黄帝身禺（遇）之（蚩）尤，因而禽之。原载：《孔子学刊》第九辑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，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进入专题： 孔子 明王之道 儒家 。
在孔子儒家看来，上古时期的五帝都是至德者。所以，孔子说：七教修然后可以守，三至行然后可以征。孔子所留给后世的这笔财富，不仅展现了其学说的深度，而且显示他是站在历史高端思考社会的种种问题的，成为此后中国人思索社会变革问题时的重要理论支撑。从孔子儒家与明王之道的关系来看，他们提供给世人得天下的主要有两种途径：一种途径是禅让，即尧、舜、禹等圣王求中而得中的和平方式。
‘义战只能是孟子的理想，而‘非实有之。叔向曾说：明王之制，使诸侯岁聘以志业，间朝以讲礼，再朝而会以示威，再会而盟以显昭明。如孔子说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如何恢复与重建被僭越礼制、诸侯混战等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，就成为包括儒家在内所有先秦诸子所亟需解决的共同的时代课题。
三年之丧毕，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（《论语?子罕》）另一方面，孔子还将掌握的文化传布到所到之处，据《论语?八佾》记载，有人将孔子誉为天下之无道也久矣背景下之木铎，即接替王官中传布王道教令遒人的职责。
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，外行三至而财不费。为了脱身，西伯姬昌不得已采用行贿方式，闳夭送有莘氏美女，骊戎之文马，有熊九驷，他奇怪物（《史记?周本纪》）给商纣。
益之相禹也，历年少，施泽于民未久。与兵家、法家、墨家、纵横家等主动迎合和满足诸侯国君的私欲不同，孔子儒家对当时的军事征伐提出了强烈批评。因此，孟子认为，周武王伐纣并非弑君，而是诛一夫（《孟子?梁惠王下》）。应该说，中庸是上古三代以来明王智慧的结晶，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，则是对其哲学思维的高度赞誉。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，依我看，都在一部《易经》。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（《孟子?离娄上》）的局面，已昭示战争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。
孟子以其征也，则必还师衽席之上的标准，勾画出南面而征北狄怨，东面而征西夷怨的场景。如当弟子万章向孟子请教至于禹而德衰，不传于贤而传于子问题时，孟子回答说： 昔者舜荐禹于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。
这对于孔子儒家立足于春秋战国社会，端正人心、整顿社会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，足以相兼临者，是养天下之本也。
孔子的人文关怀得到后世的高度赞誉，如金春峰教授说：孔子思想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确立，真正把人的生活和人文价值提到了中心和首位。宁尔也，非敌百姓也（《孟子?尽心下》）时，孟子甚至都描绘出百姓若崩厥角稽首，夹道欢迎武王之师。
当然，根据构建学说、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，人们在为其学说寻求论据时，通常会丢掉部分真实的历史，同时也在创造一些观念的历史。为人子者毋以有己，为人臣者毋以有己。其实，明王之道的出现并非是儒家的曲意捏造，而是对混乱社会纠偏形成的最新学术成果。除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外，孔子更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进行学术探究，形成了早期儒家的天道观、人道观和神道观。
另一派观点认为，孔子哲学是建立在天、祖、圣合一的儒教哲学的规范，这一规范是其力图在乱世中重铸道德，恢复天人和谐的‘天道秩序。孔子儒家选材坚持其特定标准，从此种意义上讲，儒家并非纯粹的历史学家。
《尚书?泰誓》中说：今商王受，弗敬上天，降灾下民。三年之丧毕，禹避舜之子于阳城。
其实，中的观念在古代至关重要，如尧传帝位于舜时说：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舜、禹、益相去久远，其子之贤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
孔子可贵之处，是从未脱离春秋当世而谈其社会理想，阐旧邦以辅新命一语应是对其欲构建社会状态的最贴切概括。又如《逸周书》三训中包含着大量与明王有关的言论，如明王敬微而顺分（《度训》）、牧万民之道（《命训》）、生政以正（《常训》）等，都与孔子学说有内在的一致性。如葛兆光先生说：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忘的边角料，之所以被遗弃，是因为它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。夫两贵之不能相事，两贱之不能相使，是天数也。
有擅国，无擅天下，古今一也。虽然《易传》未必是孔子的手定，但至少其中体现着孔子的哲学思想，特别是《易传》所体现的儒家天道学说的建构，同时也为儒家人道学说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。
（《左传》哀公十一年）因此，孔子将主要精力放在关注民生福祉、关注社会教化。既然汤武征伐是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，所以孟子对《尚书?武成》血流漂杵的记载予以否定。
除商纣王的因素外，姬周对殷商的征伐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？其实，在其它文献中还有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的记载。他们的学说不是起源于对自然界之‘惊异，而是‘起源于人生之忧患。
